1935年1月，遵义老城的一间屋子里，会议开到了很晚。 博古坐在主持人的位置上，面前是一份关于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的总结报告。他在报告里承认了失败，但把主要责任推给了敌强我弱、推给了客观困难。随后周恩来作了副报告，主动承担了军事领导上的责任。再往后，张闻天、毛泽东、王稼祥的发言一个接一个，矛头指向了博古和李德推行的军事路线。会议的决定很明确：取消博古、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，军事指挥交由朱德、周恩来负责，毛泽东作为周恩来的帮助者。 一个二十四岁就主政中央、在党内和红军中坐了将近四年“头把交椅”的人，就这样被从最高军事指挥的位置上拿了下来。 很多人对这段历史的记忆，就停在这里。博古被“撤了”，故事似乎就结束了。但一个人被从最高位置上拿下来之后，剩下的几十年怎么过，才是真正能看清一个人的地方。博古没有闹，没有走，没有像后来某些人那样在检讨和抵触之间反复横跳。他服从了会议的决定。遵义会议之后，他仍然是政治局常委、政治局委员，随后被任命为红军总政治部代理主任。 这个安排本身就透着一股不对劲。一个刚刚因为军事路线错误被赶下台的人，没有被一脚踢开，反而被放到了一个直接跟部队士气、政治工作、宣传动员打交道的位置上。 这不是一个 “ 冷藏 ” 的安排。这是一个 “ 用其所长 ” 的安排。 博古的长处，从来就不在作战指挥上。他的长处，在笔杆子上，在理论上，在鼓动上。总政治部代主任这个位置，恰好把他从“他干不好的事”上挪开，放到“他能干的事”上。 一、交权那一刻：几副挑子，和一句没有说出口的话 1935年2月上旬，红军行进到贵州毕节林口镇一个叫“鸡鸣三省”的地方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继续开会，落实遵义会议来不及完成的人事交接。张闻天接替博古，在党内“负总责”。 交接的场面，被后来的回忆反复提及。博古把几副挑子交给了张闻天，挑子里装的是重要文件、会议记录和中央的印章。没有争吵，没有拖延，没有“我再想想”。一个把最高权力交出去的人，交得极其干脆。 这个细节之所以重要，是因为它跟博古后来的行为是连着的。一个在交权时能这么干脆的人，说明他脑子里那根“组织纪律”的弦，是紧的。他可以不认同会议对他路线的全部定性，他可以在后来的日子里反复检讨自己的错误，但他没有把“交权”这件事本身变成一场对抗。他认了这个结果。 博古在中共七大上的发言，把他对自己错误的认识说得很透。他说自己“一碰到事情，不是先想到实际情况，怎样去分析这个问题，而是马上去想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著作中是怎么讲的，外国如苏联或者西班牙是怎么做的，而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、复杂性、艰苦性估计不足”。这段话的坦诚程度，在当时的党内高层里是罕见的。他不是在敷衍，他是在 解剖自己那套思维方式的病根 。一个能这样解剖自己的人，在被拿掉权力之后，不太可能选择“躺平”或者“捣乱”。他会去找一个能重新证明自己的地方。 二、总政治部：从 “ 指挥打仗 ” 到 “ 管人的脑子 ” 博古在总政治部代理主任的位置上待的时间不算太长，但这个位置让他完成了一次极其关键的转身。
